谨以此文献给尊敬的母亲八十六岁寿辰。祝老人家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安享晚年！
今天是母亲满八十六岁寿辰，我却不敢告诉老人家；也没有让兄弟姐妹以及众多的晚辈来拜寿。因为，母亲说，她要活到我父亲那个岁数，而我父亲是满八十六岁二个月又二十三天离开我们的。母亲身体还算健康，生活能自理。但记忆衰退比较严重，常常不记得自己多大了。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只要我有空坐在老人家身边，就会把满腹的故事向我倾述。
母亲出生在洞庭湖区，那个时代，防洪大堤没有现在这么结实，经常出现垸子溃堤或漫堤进水的年份。母亲仅读了两期书，因为洪水把校舍和家中积蓄都冲走而辍学。十四岁那年，远嫁属于丘陵区的桃江县做了鍾家的“细媳妇”，即童养媳。来的那年，我奶奶看她身材标致，许诺跟她置一件“腊梅装”，即旗袍（应该是当时旗袍的面料图案多为腊梅）。可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家并不富裕，三代十几口人吃饱都是问题，哪有闲钱置办那么“奢侈”的衣服？之所以奢侈，主要是因为穿那种衣服不适合做家务。而且，在夫权严重的年代，妇女难得当家作主，我奶奶虽然做了几十年的婆婆，直到去世也没有兑现对“媳妇”的诺言。而母亲几十年来却是多么的盼望能穿上“腊梅装”。其实，关于“腊梅装”的事，我很早就听说过。一九九一年的秋天，我到北京出差，并领到了我第一篇论文的稿酬一百元人民币；于是，用其中的九十八元在王府井为母亲买了一件漂亮的旗袍。作为鍾家的后人，以了却我奶奶的诺言并满足母亲少女时就深藏心底的愿望。我感觉到，母亲当时心里是高兴的。但是，我二姐却认为，农村老太太没有多少机会穿旗袍，压在箱底是浪费，就自作主张地以五十元的价格把母亲的旗袍转让给了她城里的邻居。为这事，我一直对我二姐耿耿于怀。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特别是少年就远离父母兄弟，来到一个陌生的大家庭，只得踏踏实实的跟着我奶奶做家务。当时，我曾祖父母还在世，我奶奶已经生下了我“十姑妈”（按兄弟姐妹的顺序称呼，下同），全家十五口人，洗衣做饭、养猪喂鸭，就靠我奶奶带着我雲姑妈（大姑妈，其上面有我伯伯、我父亲）和我母亲去完成。而我奶奶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八叔和九姑妈也都是不谙世事的幼童，没几个月，大我母亲二岁多的雲姑妈也出嫁了，可想而知，家务劳动是多么的繁重。母亲说，她提不动饭甑，多半都是我三叔帮忙。而洗衣洗菜等家务实在太多，也没有谁好好教过母亲，家务活做的并不精细，于是，我母亲在大家庭中留下了一个“邋遢”的罪名，几十年来，在我的众多叔叔姑妈口中，一直不曾改变。从十四岁开始，母亲一直辛勤地照顾我们一家五代人的生活起居。成立大食堂的时候，母亲又是大食堂的炊事员；到了“人民公社”，母亲除了做家务外，还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从来没有停止过高速运转的陀螺。
母亲是一个厚道实诚人，从不玩小聪明，但在我爷爷口中，母亲是“蠢”的，从来都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爷爷奶奶虽然生育了十二个孩子，但把子女看得很重，母亲虽然是“细媳妇”，但我从没有听母亲说过爷爷奶奶打骂过她。只是我那些顽劣的叔叔们总是喜欢拿我母亲出气，被他们欺负了也不哭闹，而我父亲常年在外贸易，只是农忙才回家帮我爷爷做农活，也没有担负起保护“妻子”的责任。实际上，母亲“嫁入”鍾家后，因为太小，并没有圆房，而是和五姑妈以及后“嫁入”鍾家的三婶睡一个床。姑嫂关系、妯娌关系、婆媳关系这可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难处理好的矛盾，做为“细媳妇”的母亲，又远离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在一个大家庭里，如果不“蠢”的话，恐无立足之地。可见，十四五岁的母亲，默默地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母亲“嫁入”鍾家一年多后，三婶也“嫁入”了鍾家，而三婶就是一个比我母亲聪明的人，在邻居大妈们的挑唆下，甚至于我奶奶都管不住她。
奶奶一生信佛，但是，却脾气暴躁。实际上，奶奶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只有三岁，父亲就去世了，大哥是洪湖赤卫队的队员，在战斗中牺牲。奶奶是我母亲的爷爷奶奶把她抚养长大的，因为，我奶奶和我外公是堂兄妹。奶奶从十六岁开始，到三十七岁的时候，已经生育了十二个孩子。二十一年来，肚子基本上没有空闲过；这么多孩子围着她烦躁，再加上患了眼疾，可想而知，脾气怎么好得起来？脾气不好的婆婆，在两个不是亲生的“细媳妇”面前能有什么好脸色呢？但是，几十年来，母亲除了说奶奶没有兑现“腊梅装”的承诺外，绝口没有提过奶奶的一个不字，只是因为三婶的“聪明”导致母亲被奶奶痛骂，并差点被父亲打的时候，才说了奶奶脾气不好。其实，在我记忆中，奶奶是和善的，尽管我和奶奶相处的时间不长。在我七岁以前，奶奶应该是和爷爷以及单身的伯伯、三叔、满叔生活在一起的。因为，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奶奶带着我走了近四十里山路，到益阳市里参加我八叔的婚礼，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后来，她就帮我八叔、十姑妈看孩子，然后，我奶奶就一直生活在十姑妈身边，我见奶奶的次数就很有限了，甚至于我还经常盼着奶奶回家。母亲并没有直接说奶奶脾气不好，只是因为述说三叔和三婶离婚的事，才提及了奶奶脾气暴躁。
三叔比我父亲小近四岁，比我母亲只大了一岁四个月。本来，是准备把我母亲嫁给我三叔的，我外公说，他们“八字”不合，而改为了嫁给我父亲。三叔也是一个实诚人，又是一个勤劳和无私的人，更是一个苦命人。他从不欺负我母亲，并帮我母亲做一些劳动强度较大的家务活。三婶“嫁入”鍾家后，也没有马上圆房，后来正式结婚后，他们的婚姻也只维持了几个月。因为三婶的“聪明”被休后，三叔就一直单身。三婶娘家是松木塘附近的，姓周，一家人喊她做“三妹姐”。她并不比我母亲漂亮，但比我母亲“圆猾”，话也多，以至于那些喜欢窥视别人家隐私的邻居大婶大嫂们总是从她嘴里打听我们家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大事，并从中挑唆，却要嫁祸于我母亲。说的最多的是奶奶如何如何的打骂“细媳妇”，以博取邻居们廉价的同情，满足自己思亲之苦。我奶奶因为眼疾的折磨，常常需要休息一会或进寺庙烧香请茶，以求佛祖的庇护。只要我奶奶不在跟前，三婶就把她该做的家务扔给我母亲，去和邻居们聊天了，并不断地接受邻居们的表面上的关怀，而实际是置入脑子里的离间和是非。她和蔡家“元满”的老婆关系密切；在我母亲和她都相继大婚后，她竟然和元满老婆合伙把家里的米偷出去变卖。穷人家的米是有数的，虽然每次都偷不了多少，还是引起了我奶奶的怀疑并抓了现场。在那个年代，“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等“七出”（七条休妻的主要内容）理由，三婶却犯了三条。于是，奶奶坚持让我三叔把三婶休了。三叔是我众多叔叔姑妈中最老实的，最听话的一个，也是长得最高大结实，最帅气的一个。而我三婶并不比我母亲漂亮，这样，三叔就真的把三婶休了。其实，三叔的内心应该是不愿意休妻的，只是太服从我奶奶了。因为，当时三叔并没有去乡政府签字，而是我爷爷去代替签的离婚书。三叔和三婶离婚后，有一次砍柴，被树枝弹瞎了一只眼睛，于是三叔就一直单身。我记得，有一年，从湖区来了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在我三叔家住了一个多星期，说要嫁给我三叔，可我六叔却说服了我爷爷不同意。说什么一个流窜人口，到时候她老公找来了或者哪天捲着家产跑了怎么办？其实，那时候，真没有什么家产，可以说是家徒四壁，至于她是否有丈夫，应该是可以调查清楚的。这个时候，三叔和我父亲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好多年了；我父亲有我母亲的尽心照顾，并没有恶化；而三叔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还要在生产队从事繁重的劳动，生活起居却没有女人照料，直至累倒在田头。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正是南方农村一年中最忙的“双抢”时节，三叔突然就晕倒在水田里，社员们也就是七手八脚的把他送到家里而已。我扶他去上厕所，他对我说“伢仔，我死了，你们就好了。”当时，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只是很耽心害怕。几天后，三叔因为胃出血病逝于益阳市人民医院，享年才四十四岁。听说是因为慢性胃出血有好几个月了，最终导致大出血错失了手术的时机。消化道慢性出血的典型表现是大便“黑又亮”，我可伶的三叔为什么就没有发现抑或为什么这样轻视呢？三叔去世后不久，农村开始了快速的改革，实行集体土地个人承包制，我们确实像三叔临终对我说的，生活开始好转。人生苦短，三叔身边如果有个女人嘘寒问暖，是不是就不会英年早逝呢？现在想来，三婶十几岁就嫁到鍾家，正是青春叛逆期，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缺少母爱和亲情，叛逆严重是可以理解的；加上个别邻居喜欢借着关心的名义，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面前，搬弄几句是非，三婶出点状况也很正常。我奶奶如果能容人一些，并多加教导，把三婶留在三叔身边，也许，会更好吧。可偏偏我奶奶脾气不好，是不是青春期遇上了更年期呢？或许，这就是命运使然吧。我这样说，其他的叔叔和姑妈并不一定同意，但是，无论如何，有婚姻的人生，应该是更加完美的。三婶后来嫁给了军队农场的一个职工，听说也生了七八个孩子。
一九五二年的初夏，三婶被休后，一个大家庭繁重的家务劳动就又落到奶奶和我母亲的肩上了。奶奶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把生活的压力和不满都发泄到我母亲身上。母亲从不还口，只是默默的忍受，这更让奶奶的火气发泄不出来，于是，我爷爷就一直认为： “闭口蛇姐（方言中的语气助词，没有实际的意义）咬死人”。是的，像我奶奶这样性格的人，如果有人跟她大吵几次，也许，真的会好相处些，但我母亲不敢，也不能。奶奶的闷气发不出来，就找我父亲算账。婆媳关系是无理可讲的，我父亲也是火爆脾气，于是就要打我母亲。母亲被吓懵了，偷偷地跑出去一个人躲在外面伤心的哭泣。自己的丈夫不能关心爱护自己，还要打人，父母兄弟又离得远，关系最好的五姑妈这个时候已经在益阳市一中读住学；母亲第一次意识到没有安全感和恐怖，于是产生了投水轻生的念头。因为母亲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对骂、顶撞、出走这样的行为，这就把我爷爷、奶奶、父亲他们急坏了，打着火把，拿着竹竿在水塘里打捞，到处寻找。母亲一看跳塘是跳不成了，而且，当时已有身孕。可是，把事情闹大了，也不敢回家，黑夜里就一个人投奔二里多路以外的我叔外公家。我外公的祖籍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乡的，是我外公的爷爷在清朝晚期政府鼓励涠湖造田的时候，迁往洞庭湖区的。而我叔外公不适应那边的环境，又迁回了祖居地。母亲跌跌撞撞快到他叔叔家时，回头看见两个火把也快到了，被爷爷认为“蠢”的母亲，知道是寻他的人到了，就没有敲门，而是就近躲到坟地里，听我父亲和三叔跟我叔外公说了好多好话离开后，才敲开了她叔叔的门。直到第二天，我爷爷再次来找到我母亲时，我爷爷却哭出了声。从此，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说过要打人的话，几十年来，也从没有对我母亲动过手。而母亲也坚持认为，爷爷是好人，有一个慈悲的心。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其实很顽劣，正式拜师学过少林拳和少林棍法等武功，他自己说能打赢五六个没练过功夫的人。他没有念过书，仅能认识和书写自己的名字，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聪明和能干。我小时候在他身边，听得最多的是如何打架和安全。打架，那是他年轻时的骄傲，可他从不教儿孙们武功和如何打架。至于安全，是经常挂嘴边的大事。如：晚上，要把家里的水缸和其他储水的瓮坛之类的都要储满水，灶堂要收拾干净，有人敲门时，不能直接大开，只能先开一点点缝隙并用膝盖把门顶住，观察好外面的情形才能决定开门迎客，乘船时要坐桅杆的边上，睡前要认真检查门窗以及屋场周围，不跟别人代买食品也不要别人代买食品，在外面喝酒，不能超过七成，挑担子，起肩的时候不超过八成，拉完屎尿后要看看形状、颜色、闻闻气味等等。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每天都是最先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的。无论冬天和夏天，不管晴天和雨天，他每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喊他众多的儿女孙子们起床，总是用“天上落钱，也要起得早呀”开始一天的劳作；最后一件事就是检查各家各户的门窗，户外是否有楼梯、板凳、农具等没有收回，如果谁家没有做好，他并不会帮忙收拾，而是喊子孙们自己出来收拾。他说，这些农具楼梯什么的，都是“贼牯子”的作案工具。他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根据当时三丁抽一的原则，他被抽了壮丁，在队伍开拔不久的一天傍晚，在一段环境比较复杂的山路上，乘着夜色逃回了家。爷爷年轻时好赌，而且从来不输，他知道各种赌局都是假的，凭着他的武功，开局之人不敢在我爷爷面前做假。不过，我爷爷也不搅局，总是适可而止。爷爷喜欢喝酒，家里来了客人，就给我一元钱去供销社打一斤白酒。那时候，五十多度的散装谷酒，要七角五分一斤，每次，剩余的二角五分我都会退给爷爷。有一次，爷爷主动说那五分钱给我买糖粒子吃；于是，在回来的路上，我就用糖粒子下酒；快到家时，才发现酒瓶空出来一大截，只好在羊角塘添满塘水。那年，我可能不到九岁。爷爷并没有骂我，只说了今天酒不好喝，然后就不再喊我去跟他打酒了。大概是怕我醉倒在外面吧？爷爷不喜欢麻烦别人，包括子女。大约在一九七二年的一个秋天，他带我去益阳市十姑妈家看我奶奶，快到十姑妈家时，已近中午，我们爷孙俩在大众面馆一人吃了一碗一角八分钱的“光头面”（没有码子）。他说，我们不吃了进去，要麻烦十姑妈做饭，这样好麻烦。
爷爷的意志力很坚强。应该是在一九六九年的夏天，爷爷在田里劳作，发现手掌握不紧锄头，就自己回家了，他知道这是中风的表现，我三叔和七叔用两根竹竿绑在躺椅两边做成简易轿子把他抬到医院去。出来的时候，我母亲正好打米回家，本来是要分路的，可母亲故意在路上休息，用一担米等待爷爷的轿子过去。回来后，母亲就对我们说，爷爷不会有事，他去治病，正好碰到一担米，说明爷爷还有粮食没有吃完，如果碰到挑土的或挑空箩筐的，就麻烦了。是的，爷爷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就回家了。但是，说话不清楚，身体有一边不能动。爷爷每天就用能动的手拉着不能动的手、脚做运动，不到两年，就基本恢复了健康。但是，在后来的二十年里，老人家又中风两次，一次比一次厉害，最后一次导致生活不能自理了。
爷爷认为我母亲“蠢”，甚至于她生的儿女们也“蠢”，再加上我父亲脾气不好，不太听从他的，有时还跟他顶撞，也就不怎么喜欢我们兄弟姐妹。因为我伯父没有结婚，我父亲的儿女们是我们鍾家最大的下一辈，一般而言，爷爷奶奶叔叔姑妈们对我们这一支的感情应该是更深一些的，可事实并不是这样。不过，我从小就不在乎被爱，我只要做好我自己。于是，爷爷奶奶有事出门总是喜欢喊着我，我也喜欢待在爷爷身边听他和别人聊天，这样，就从爷爷身上学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和生活的阅历。我爷爷的父亲，爷爷的爷爷，爷爷的曾爷爷等先祖的藏身之处和他们的轶事，都是我爷爷告诉我的。有一次，爷爷对我说，如果他突然死了，至少要在家放三天。并说，他年轻的时候，去埋葬一个醉死的人，抬到枫树坟山时，棺材里传出了“哥哥，你们要把我抬到哪里去”的声音。众人大着胆子开棺，“死人”真的活了，后来又活了二十多年。而一起喝酒“醉死”的另一个人先一天被埋了，当即挖出来时，发现尸体翻了一个身。是的，醉死之人确实存在假死的现象，特别是现在用上了“冰棺”并火葬，多停留几天未尝不可。我参军背井离乡的那天，爷爷跟我说“在外面，朋友之间，要大方一些，不能只吃别人的。但是，无论如何，贴身的口袋里要留足回家的路费”。爷爷的意思其实是说，在外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家是平安的港湾，要能够确保自己回来。几十年来，我的积蓄就是够回家的路费。
爷爷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坚持的教育理念是聪明点的少读书或不读书，反应慢一点的多读书，这样，儿女们都能有生存的能力。我父亲和我伯伯，大小只相隔两岁差五天，同时进新学读书，每次考试，都是我父亲全班第一名，伯父最后一名。于是，爷爷只让我父亲读了三年书就拜师学徒了，而我伯父却一直读到中学毕业。这对于一个穷困家庭来说，是最朴素的公平公正，否则，将来的负担还是要落到聪明些的孩子身上，父母还不安心。但是，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是不公平和不可取的。因为，抵制了社会对人才的培养和需求，扼杀了个人的发展前途。不过，他的教育原则没坚持多久，就被一九四九年前后不久出生的其他子女给否定了。一是新政府成立后开展了扫盲运动，学费也大幅减免，二是后面几个聪明的叔叔姑妈坚决要求读书，所以，我八叔，九姑妈、十姑妈、满叔都读了不少书。在我父亲一辈中，读书少的其实只有我父亲、大姑妈和三叔；大姑妈因为是女孩子，自然是不会让读书的。而五姑妈之所以能读书，可能是因为我爷爷深深的内疚。
五姑妈的出生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同时，是第二个女孩，出生就被我爷爷丢进尿桶要淹死她，“多管闲事”的邻居蔡老太太知道我奶奶临产，就一直尖着耳朵听婴儿的哭声，于是，我五姑妈就这样被蔡老太太捡回了一条命。在那个生产率低下的时代，淹死女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自发的最残忍、最原始的人口计划生育潜规则。少一个女婴，下一代就少生七八个孩子。等五姑妈长大后，我爷爷破天荒地送她进了学堂，并一直到高中毕业。有学问的五姑妈是我们家第三个参加革命工作的，是我众多的叔叔姑妈中唯一的正科级干部。第一个是我大姑父，农民地下共产党员，直到解放后我爷爷奶奶，大姑妈他们才知道这个近十年的秘密。第二个是我伯父，中学毕业后考入县林业局，后来做了哲学老师。我母亲“嫁入”鍾家后，开始两年，是跟我五姑妈睡一个床的。五姑妈比我母亲小七个多月，才十三岁的女孩儿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走十几里山路去谢林港镇上读书。有时候太早了，我母亲就送我五姑妈到天亮的时候再回来做家务；而五姑妈晚上回来，利用温习功课的时间教我母亲识字，两年下来，姑嫂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母亲现在能认识的字多半都是五姑妈教会的。母亲说：五姑妈是她在鍾家最好的朋友，其次是我三奶奶。而我八叔，九姑妈、十姑妈，满叔他们都很尊重我母亲。因为，我母亲嫁来的时候，他们都很小，满叔甚至没有出生；母亲实际上是家中长嫂，对小叔子小姑子的关照是可想而知的。
五姑妈参加工作后一直都很顺利，并且，对家中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帮助很大，帮他们在益阳市找到了工作。大概在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我母亲因为过度劳作动了胎气，导致提前生产并难产大出血。父亲却在外地谋生根本就不知情，是我五姑妈出钱出力救回了我母亲的性命。遗憾的是五姑妈总是流产，一直没有生育。这恐怕与刚出生就被尿水淹没不无关系。尽管五姑妈心里对我爷爷奶奶存有恨意，但她知道这完全是社会的原因，是时代给予众多女婴的悲哀，也并没有影响五姑妈对她父母的孝顺和对整个家庭的贡献。而我五姑父在六十多岁的时候中风，瘫痪十多年，这消耗了我五姑妈较多的生命能量，导致老年的五姑妈身心都很疲惫。幸亏我八叔的小女儿一直在五姑妈身边长大，对我五姑妈孝顺有加。目前，五姑妈随我八叔的女儿一家在加拿大安享晚年。好在现在通讯发达，母亲时不时的还能跟远渡重洋的小姑子兼闺蜜视频聊天。
母亲聊起我九姑妈和十姑妈的时候，小一点的十姑妈是正面的多，大一点的九姑妈负面的多。
九姑妈性格豪放，像个男孩子，我行我素，从不顾及别人的看法，也不去换位思考，甚至把人情世故及基本的礼节礼貌当成虚伪而踩在脚下。就算做了大学教授，也是如此。退休后，她从长沙到桃江去看望她的闺蜜不遇，就爬窗户进去，自己在闺蜜家住了一周。原来她闺蜜一家外出旅游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可以联系。小时候，上山抓蛇，下河摸鱼都是她的活计。我记得她和我满叔一起抓蛇回来剥皮，用蛇皮和竹筒自己做二胡；蛇肉是不敢吃的，就支使我去掩埋。那个时候的女孩子是不允许游泳的，可我九姑妈就偏偏要和男孩子一起下河游泳，跳水、踩水、仰泳样样行。我爷爷不但不反对，还鼓励，说是万一掉水里了还有活命的机会。九姑妈除了读书、拉二胡就是调皮捣蛋，家务是不做的。有一次，因为捣蛋，奶奶要收拾她，她就睡在外面的稻草堆里，看着一家人到处寻她，她却在草堆中偷着乐。她跟十姑妈睡一个床，比十姑妈起床晚却从不折被子，甚至连脚都不洗就睡觉。为这，没少跟十姑妈干仗。在大食堂的时候，她带着我大姐躺在生产队的菜地里，把红萝卜拔出来擦擦泥巴就生吃了。被社员告到队干部——我父亲那里，我父亲就打了她一巴掌。这一巴掌一直成了她记恨我父亲最大的理由，以致于我父亲八十大寿时都没有回去。当时，近二百人的亲人济济一堂，几十年未曾见面的我奶奶的侄儿侄女们，我堂叔以及我姑奶奶的子女们都来了，都在寻找那个像男孩一样的九妹妹，可是，她没来。我父亲住院到离世，她也没有来。但是，她对我母亲却是非常的友好。每次，我母亲来我这里小住，她都要来看望，只要见到我母亲，都会给红包。
九姑妈会拉二胡，并教给了我满叔和我哥哥，却从来不曾看到他们一起练习和合奏。农闲的时候，却经常看见满叔和我哥哥以及邻居吴家“田二嗲”三人一起练二胡。这在我幼年的心里播撒了二胡的种子，我追着九姑妈学二胡，她坚决拒绝。但她教我认字、写字。她用泥巴和牛屎混在一起刷在墙上当“黑板”，用粉笔教我写字，这样可以用湿布擦干净重写。我跟小伙伴们玩泥巴时，也是用泥巴拼成不同的汉字。到我启蒙时，大约能认识一两百汉字了。尽管如此，二胡却一直是我的情结。因为一九七八年恢复了高考、参军后训练又忙，学二胡就耽搁了。直到前年，我才进老年大学开始学习二胡。可见，古人云：“早立志，早成才”诚不欺也。
母亲“嫁入”鍾家时，我二爷爷和三爷爷都自立门户了。后来，三爷爷迁出了祖居地，搬到二十多里外的他乡发展藩衍；二爷爷仍然和我们住在一个屋场。三爷爷和三奶奶虽然生育了九个子女，却是经常干仗。这可能源于三爷爷年轻的时候，帮蔡家二媳妇生育了唯一的一个孩子，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也是交际甚广，却没听说有这样的秘密。他们干仗后，三奶奶就会走二十多里山路到我们家住一二晚，和我母亲睡一个床头，大倒特倒心中的苦水，然后回家继续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在三奶奶的众多媳妇和侄媳妇中，只有我母亲能耐着性子听我三奶奶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对婚姻的不满。这样，两代人自然就成为了好朋友。三奶奶病重期间，托人带信想我母亲去看她；遗憾的是我们都不在家，母亲一人不敢出那么远的门。为此，母亲经常后悔并伤心而哭泣。
二爷爷先后娶了三任妻子，都没有生育。第一位二奶奶，姓王，我出生前就离世了；第二位二奶奶姓莫，是地主家的小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解救”出来，后来嫁给了我二爷爷。莫二奶奶特别讲卫生，总是把自己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但她经常说，晚上看见鬼，是不是怕不懂事的我们去把她家里搞乱了呢？莫二奶奶去世后，六十多岁的二爷爷又找了一位二奶奶，姓唐，却还是先我二爷爷弃世。唐二奶奶弃世后，二爷爷明确表示，要伴着我们居住。于是，在改建老屋的时候，二爷爷的新房离我们家的新房基本连在一起，只隔了十几米远。二爷爷快七十岁的时候，得了食道癌，基本上是我母亲照顾，只是在弥留之际，我二姑奶奶回来陪伴、照顾了一段时间。这恐怕是我二爷爷早就为自己安排好的后路。一九八一年四月份的时候，我考完了高考的预考，回家等通知的间隙，到二爷爷的床前探望，二爷爷却对我说：“你能考上大学呀”！当时，我心就不自觉地“咯噔”一沉。我八十多岁的姑奶奶却反应敏捷地说：“考上中专也好呀”！唉，无论我如何努力地学习，我还是只考上了中专，离专科线也就二三分之差。后来，我虽然通过各种自学考试、成人高考获得了两个专业的专科、一个专业的本科文凭，但是，几十年来，我多次在梦里的高考中，都只考上了中专。呜呼，临终之人（包括我三叔）无意间说的话，为什么这样神准呢？
母亲说，我爷爷奶奶都讲她蠢，久而久之，自己也就认为自己真的是蠢的。母亲基本上没有读什么书，又没有社会历练；那么小就离开了父母，缺少父母的教导和关爱，失去了智慧的来源和学习的环境；唯一能够交流沟通、给予帮助的五姑妈也只相处两年就到益阳市一中读住学并参加工作了；进步和提高自然就非常的缓慢和有限了。但是，母亲却非常欣慰满足我父亲近七十年来，从来不曾嫌弃过她。我爱人说，母亲并不是蠢，只是情商低，反应慢而已。
我父亲仅仅读了三年书，就远走华容跟他舅舅学徒弟做木屐。终日从华容把成品挑到常德的商店，再从常德把原材料挑到华容。日军打到常德后，又回家帮爷爷种田。因为父亲熟悉了外面行走，农闲时就把山货挑到湖区贩卖，赚些蝇头小利补贴家用。后来成立合作社、人民公社，修南洞庭等，一直是家里出集体工的主要劳动力。在农闲时，冒着“投机倒把”被撤职、批斗的风险，仍偷偷摸摸地贩卖山货。每次外出，母亲都计算着回家的时间，为在外谋生的父亲担惊受怕。有一次，父亲真的在外面感染了疟疾，在人家的稻草堆中御寒挣扎，硬是扛过了疾病的折磨。我伯伯不屑于做家务，也不参加农业劳动，也不愿意结婚，他的人生哲学是“凡事有个自然的”。我父亲虽然排行第二，实际上对家庭担负了老大的义务和责任，对家庭的贡献应该是最大的。但是，母亲说我父亲是“刀子嘴，豆腐心”。因为父亲在我爷爷奶奶面前，言语上从不让步，更不善于花言巧语；对弟弟妹妹们也是要求严格；同时，父亲也是生产大队的干部，把集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所以，爷爷奶奶在众多的子女中，并没有给我父母亲平等的关爱。在长期的劳累甚至饥不果腹的生活中，父亲患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经常忍受着胃痛的折磨。每次患病，母亲就把大颗粒的岩盐炒热，用布包着跟父亲暖胃，或者冲一碗炒米粉、一个鸡蛋汤以减轻父亲的痛苦。父亲的一生是勤劳辛苦的，年轻的时候协助我爷爷照顾、养活年幼的弟妹；婚后，和我母亲生育了八个子女，中青年时期又要养活一家大小，生活何其艰难！生活的艰难和不顺虽然很多，父亲的脾气也很暴躁，但他近七十年来，从来就没有打过我母亲，就算吵架发火，我母亲也不还嘴。父母相濡以沫七十年，无法用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来描叙，这种没有婚礼，没有花轿，甚至连结婚证都没有的婚姻，牢固地存在了七十年，这大概是父母亲一生的责任使然！其次，才能用爱情和亲情来表述。
父母亲虽然生育了八个子女，却从没有轻视过。我入伍时，从报名、体检到离家出行，父亲都不在家也不知情。母亲说，我参军后的一年多，父亲经常因为思念而流泪，尽管他身边还有七个子女，但对独自在外的我仍然不放心。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在外谋生遭受的磨难太多太多吧。于是，父亲就在益阳贩买了两百多斤茶叶去西安卖出，以筹集路费去军营看我。他是我们八十一名桃江籍同年兵中，第一个进军营看望儿子的家长。同时，跟我定下了每月至少一封信回家的规定。直至我调回长沙，积攒了两本厚厚的家书，那都是父母的谆谆教导和深深的爱啊！
母亲确实是很美的。无论身材、容貌、品德，都是公认的美，属于我们村四大美媳妇之一。年龄最大的是玉姐，已经作古。其次是陈家二媳妇，今年九十五岁高龄；她家后来被划分为地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常常被农民们无缘无故地喊出来批斗，不知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呢还是为了欣赏美？再是莫家满媳妇，今年八十八岁了。她年轻的时候，除了漂亮，更是刺绣高手，绣出来的人物花鸟栩栩如生。而我母亲除了照顾一家老小外，扎染（当时叫做“印花布”）做的远近闻名，八里十乡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来找我母亲学扎染。我奶奶和母亲夜晚亲自纺纱，制成棉布，然后由母亲染成各种图案和颜色，为一家人做衣服和床单被套。我问母亲怎么会做“印花布”的？母亲说小时候看我外婆做过，就会了。遗憾的是，漂亮的母亲一生没有时间和机会穿上气质优雅的“腊梅装”。我想象中，年轻的母亲穿着旗袍一定是亭亭玉立、“闭月羞花”的。以致我几十年来，特别欣赏那些穿旗袍的女子。母亲善饮，老人家说，有一年回娘家，我外公和我五个舅舅陪我母亲喝了一水桶自酿的高度谷酒，那得有二十多斤啦。我曾亲自参加过我二舅舅喝三斤高度白酒的宴席。我母亲却谨遵妇德，从来不曾在婆家喝酒。有一年，六十多岁的母亲来我这里小住，我九姑妈请我母亲吃饭，九姑父听说我母亲酒量了得，就想试试；一两的瓷杯，母亲说，连喝三杯再说话。结果，两人一斤酒，九姑父烂醉如泥。回来后，母亲笑笑说：“咯样子还敢比酒量”。母亲的酒量一直是一个谜，她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母亲从来就不曾醉过。酒品即人品，仔细想想，母亲的美，其实来源于她的品德：勤劳、纯朴、善良、谦让。我爱人说“母亲是典型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殁从子的传统女性”。
母亲十四岁“嫁入”鍾家，为我曾祖父母送终，为我祖父母、二祖父母送终，服侍我父亲一生，把我们姊妹养大，又看护了我的子侄。如今，我侄儿的儿子又来到了母亲身边，走进了母亲心里。六代人啦！可想而知，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朴素的一生，老实厚道的一生，善良的一生，苦命的一生。一直忍受着思乡之苦的母亲，也经常忍受着饥饿、委屈和孤独。后来，日子虽然好过了，但母亲却舍不得吃、用；老了，血糖偏高，更不敢多吃。虽然有八个子女，但各有事业，不能长期陪伴在身边。父亲走了的这几年，母亲更加的孤单，老人家听不懂普通话，又不认识字幕，于是，电视、广播、游戏都与母亲无缘；老人家总是希望我能坐下来陪她一起看电视，并跟她讲解，但是，母亲耳背越来越严重，我也不敢高声大喊。
尊敬的母亲一年年衰老，可是，谁又能让时间停止呢？！
敬祝我母亲寿比南山不老松！
公元二零二一年辛丑八月二十三日
于长沙半醉轩
作者简介：鍾建勋，1962年生，桃江县花果山公社人。1979年7月花果山公社中学高七班毕业。1981年入伍，1985年军事经济学院毕业。中校军衔。1999年转业长沙市工作。在《军队财务》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其中一篇获总后勤部论文一等奖。2021年，主修益阳《鍾氏十一修族谱》共三十册，9200多版面，425万字。
